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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禹迹考察记之一:变夏之问(陆续更新)

时间:2019-07-12 08:35 作者:admin

汶川禹迹考察记之一:变夏之问(陆续更新)

  汶川禹迹考察记之五:“处境”对“文化”的消灭  从刳儿坪下来,在山腰一个养蜂的羌族老人的窝棚前,与未上山的朋友会合了。 老人七十来岁,曾看见过汶川河谷未通公路前的古道的样子,可算是另一种文明形态的见证者。 据他回忆,在他小的时候,国民党的汶川县县长已经在禁绝鸦片烟了。 所以,他没有看见过古道上的鸦片烟馆。 在过去的松茂古道上,活跃着一种职业,就是靠担负货物求吃的脚夫。 他们被戏称为“云抬师”。

之所以有着这样的称号,乃是因为极端困苦和艰巨的生活让他们不能不借助于鸦片烟的力量来缓解讨生活的痛苦。 所以,他们身上必携带一支烟枪,宁可不吃饭,也不能不一有机会就歇下来吞云吐雾。

对于在这条路上讨生活的苦状,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西山三首》有过极其形象的形容:“转粟上青天”。

从遥远的古代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这条路上的情形大同小异。 不过随着现代化公路的开通,汶川河谷的状况被彻底改变了。

“云抬师”这个职业被彻底消灭了,代之而起的是客货车司机。

而路两旁为“云抬师”缓解痛苦的鸦片烟馆,也彻底没了踪影、而为修车店与饭馆旅店所替代。

对前现代的人类生存之苦难处境的大幅度改善,是现代性之正当性的基础。

不过,现代化的脚步实在是太快了,短短半个多世纪,公路又被高速公路所替代,而老公路两旁新兴起来的修车店、旅馆与饭馆,又迅速地衰败了下去。

伴随着人们之精神世界的文化遗存,也因为“无用”而在高速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被抛弃得一干二净了。

就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我向羌族老人打听磨刀溪的位置,他说就在上游不远的地方。

我说:我之所以对这条河谷有着特殊的感情,乃是因为我养父就曾经是这条路上的“云抬师”,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在磨刀溪被国民党的保安部队抓了壮丁。 我不禁念起当年“云抬师”们常念叨的那句话来:“九脑十八关,一锣一鼓上松潘”。

  这位羌族老人不会说羌族话。 汶川河谷的羌族人不会说羌族话的现象,民国时代就被旅行者记录下了。 由于这是一条与汉地联系密切的商贸走廊,与汉人打交道更多的、常用汉语交流的羌族人不再有掌握羌族语言的需要。

这一现象让我思考起一个问题:所谓“民族”,到底是什么?进而思考起一个似乎更宏大的问题来:所谓“文明”,到底是什么?  民族,本质上是一个文化身份。

当我们自认为自己属于“汉族”的时候,其意义不仅仅指我们平常使用汉语,乃是指我们对汉文化的那些个核心的命题(比如孔孟之道)有着相当的共鸣与认同感。

但,人又是被处境塑造的生物。

如果,我们身处于一个急速现代化的处境之中,而这个处境又不断地抽空我们的文化认同的基础,则我们实际上已经不再拥有一个真实的文化身份、且足以感知文化的作用力了。

我们的“民族归属”充其量也就是身份证上的一个标签、充其量因此享受一点民族政策带来的好处或坏处而已。 所谓现代性,就是要彻底地抽空人深刻的文化认同的能力,而将这世界上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彻底抹平为一种处境性生物。

因为,只有人彻底地沦为一种处境性生物,他们才足以成为一种单纯的“资源”、从而可以被轻而易举地放到资本所掌控的市场上去估价、交换。

然而,对于一个人,这将意味着什么呢?  没有了文化背负的、纯粹作为一种可交换价值的人似乎好打交道多了。

和他们交流,最畅快的语言就是钱。

你有钱,他们什么也可以卖给你,包括他们的灵魂和神。

钱正在把整个世界变为同一个“民族”——只具有处境性人格而失去了文化人格的人。 不过,人的存在本质决定着人是不能没有深刻的文化认同的。 人一旦在文化认同的问题上被掏空,种种的精神疾病也就会如魔鬼般地“附体”,它驱使着人日益陷于疯狂与抑郁的境地。

“文明世界”的现代人,对这种疯狂与抑郁的感受实在是太多太多,也就不在这里细说了。

现代人灵魂的拯救问题必将关乎文化认同的重建问题。

而真正的文化的重建,必建立在人对自身之处境性沉迷的超越之上。 然这势必依赖一场针对现代性设计的有思想高度的批判运动。

  孔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 所谓“饮食”,可以理解为人的处境性属性。 所谓“鬼神”,可以理解为超越人之处境性处境之上的那些无形但决定着人的精神世界的那些东西。

我想:如果我仅仅就是一个处境性生物的话,汶川河谷(以及一切不能当做资源来加以利用的东西)对我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不会给我带来半点利益上的“好处”。

对于一个有“灵魂”的人而言,沦为一个彻底的处境性生物,活着是一点意思也没有的。

所以,我不愿意沦为一个处境性生物。

即便将“饮食”的需要降低到菲薄的程度,也要追求一点精神世界的事情,也要去猜一猜那“鬼神”之谜。

这是我的基本人生态度。